会计沉默许久：“我弟弟死在他们手里。警方说是酒后溺水，可他根本不会喝酒。”

王清没有迫对方公开身份。他收下复印件，为那名会计买了一张前往外省的车票，又将自己带来的现金全部给他。

这件事后来被林曼青知道，两大吵了一架。

“你连他是真是假都没有确认，就敢把钱和联系方式给他？”

“材料是真的。”

“如果他是贺景山派来试探你的呢？”

“那也是我判断失误，不是他应该被抛下的理由。”

“你有没有想过知微？”林曼青愤怒地拍着桌子，“你每次都觉得自己只是在帮助一个，可你知道这次牵扯了多少吗？”

“正因为牵扯的多，才不能停。”

“你以为自己死了，这些就会突然产生良心？”

王清没有说话。

林曼青眼中的怒意渐渐变成恐惧。她走到他面前，抓住他的衣领：“我不是在和一个记者谈正义，我是在求我的活下来。”

王清抬手覆住她的手背。

林曼青松开手，眼泪终于落下来。

王清替她擦去泪水，却没有作出她想要的承诺。

—

调查持续了半年。

王清掌握的材料越来越多：被修改的验收报告、娱乐场所的秘密账本、行贿录音、非法拘禁场所的位置，还有数名失踪者最后出现的时间。

调查期间，王清还认识了一名姓罗的刑警。

两最初因一宗失踪案接触，罗峥没有像其他那样急着把失踪者归为“自行离开”，而是认真核对了王清带来的时间记录。

他看完材料后，只低声提醒：“这些东西先别进系统，也别再用你自己的电话联系我。”

王清听出了他的顾虑：“你相信这里面有问题？”

“我相信证据。”罗峥将资料推回去，“但现在这些还不够，也不能保证会落到谁手里。你继续查可以，不过每查到一步，先想想自己有没有命走下一步。”

后来，真正让王清感到恐惧的并不是贺景山，而是证据中不断出现的公职员姓名。

调查真正越过了贺景山的底线，是因为王清发现，那些娱乐场所和一些所谓的“艺术培训机构”并不只是洗钱据点。

一名失踪孩的母亲找到报社。

孩十六岁，经熟介绍进一家演艺公司学习舞蹈，对方承诺提供食宿和演出机会。

最初几个月，孩偶尔还能给家里打电话，后来却突然失去联系。

公司声称她已经主动离职，辖区派出所也以“未成年自行外出”为由，没有正式立案。

王清调查后发现，同一家公司两年间招收过十几名家庭条件困难的未成年孩。

她们大多来自外地，由中间以培训、兼职、礼仪接待等名义带到澜江市，其中数没有留下正常的离职和返乡记录。

一名曾替公司开车的司机向王清提供了车辆登记册。

登记册上没有孩的姓名，只有年龄、外貌特征和一组组编号。

车辆频繁往返于私会所、高档酒店与城郊别墅，而每当某些工程审批、司法案件或国企采购进关键阶段，登记册上便会出现相应的接送记录。

司机还透露了，是一名面容狭长的森男负责指挥着这些事。

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色易，而是一套有组织的未成年贩卖和贿赂体系。

贺景山的通过虚假的招聘与培训控制孩，再把她们作为“礼物”送给能够影响审批、执法和合同的。

部分受害者被迫辗转于不同场所；一旦反抗、逃跑或者试图报警，身份资料便会被扣押，家也会受到威胁。

王清找到过其中一名逃出来的孩。

见面时，孩全程戴着帽子和罩，即使房门已经反锁，仍会因为走廊里的脚步声突然停止说话。

她没有讲述具体遭遇，只给王清一张从会所办公室偷出来的宾客名单。

名单上的部分名字，也出现在城北物流园的审批文件和被撤销的刑事案件里。

“能不能不要写我的名字？”孩问。

“不会写名字，也不会出现任何能认出你的信息。”

“那他们会知道是我说的吗？”

王清沉默了一会儿，将录音笔当着她的面关掉。

“在我确认能够保护你以前，这段内容不会发表。”

孩离开后，编辑劝王清放弃。

普通的工程腐败尚且可能调查，一旦涉及未成年、权色易和多名公职员，报道便不可能通过正常审查。

继续追查不仅救不了那些孩，反而会让王清和提供线索的一起消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