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孩子已经死了。”

梁绍成额开始冒汗。他在沙发上坐立不安了好一会儿，终于在沈知微冰冷的注视下开了：

“我……我当年确实去了青梧县。您给我的地址是石坳村，我开车去的，路不好走，到村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。我先去村委会，问了村部陈家的况。他们说陈国良那年冬天喝多了酒出了意外，死了，家里老两后来也相继去世了，至于那个小孩子……他们说当年沈小姐您逃出来之后，陈国良喝醉了把孩子打伤了，村里送去县医院，后来听说伤重没救回来。”

“你亲眼见到死亡证明了？”沈知微的声音更冷了。

“我……我去了一趟县医院，但是过了好几年了，档案室的说旧档案都堆在库房里，要翻很久，我……我当时赶时间，就让他们帮我查了一下住院记录，给了我一张复印件。”梁绍成越说声音越小，“然后我又回村里，找了几个村民问，他们都说那孩子确实没了，村里还办过丧事，我就……就觉得应该是真的了。”

“你没有拿到死亡证明原件，没有见到尸体，没有去坟地确认，只是听村里说了几句，拿了一张模糊的住院记录复印件，就回来告诉我‘已核实死亡’？”

沈知微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右手死死攥着公文包的提手，指节泛白，“梁绍成，你知不知道这十年我是怎么过的？你知不知道我每一次想起那个孩子，都以为他已经死在那个鬼地方了？你知不知道如果他还活着，这十年我本来可以去找他、接他回来？”

梁绍成整个缩在沙发里，冷汗顺着鬓角流下来：“沈总，我……我当年真的以为查清楚了……村里都那么说，我……”

“你是怕麻烦，怕在那个村子里多待一天，怕翻档案太费事，所以随便找了几个理由就回来敷衍我，对不对？”沈知微打断了他，声音里带上了明显的颤抖，“你根本没有认真查过。”

梁绍成低着，不敢接话。

客厅里安静得只剩下墙上挂钟的滴答声。

沈知微站在那里，胸剧烈地起伏着，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把那几乎要薄而出的愤怒和崩溃压回喉咙处。

良久，她吸了一气，声音恢复了冰冷的平静：“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，把你当年去青梧县的具体时间、见过的所有的名字、拿到的所有材料的来源，全部写下来给我。一个字都不许漏。”

梁绍成连滚带爬地去找纸笔，用发抖的手在一张a4纸上写下了当年的行程：某年某月某到达青梧县石坳村、见过村支书和两个村民、去过县医院档案室、拿到过一张住院记录复印件和一张丧葬费收据复印件、打过几通电话给村委会确认……

沈知微拿过那张纸看了一遍，面无表地折起来放进公文包，然后拿起茶几上那个牛皮纸信封，转身往门走。

走到门的时候，她停下脚步，没有回，只是冷冷地丢下一句话：

“梁绍成，你最好祈祷我查出来的结果，跟你十年前说的一样。否则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在澄江继续待下去。”

说完，她推开门，也不回地走了。

梁绍成瘫坐在沙发上，看着那碗已经坨掉的泡面，双手捂住脸，发出一声压抑的、带着悔意和恐惧的呻吟。

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沈知微动用了自己在澜衡集团的一部分私资源，委托了一家在行业内碑极佳的第三方调查公司，要求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去青梧县石坳村核查十年前的那桩旧案。

她给出的信息极其有限：陈姓家庭、十年前有一个四岁左右的男孩、当年冬天受伤、传闻死亡但缺乏可靠证据、需要核查县医院的真实记录、村里是否真的办过丧事、以及最关键的——那个孩子到底去了哪里。

调查公司的效率很高。正月十二，沈知微接到了第一份电话汇报。

“沈总，我们在青梧县查到了一些线索。”电话那的调查员声音平稳而专业，“石坳村确实有陈国良这一家，陈国良本在十年前因酗酒后的意外去世，他的父母陈德顺和刘秀莲分别在几年后去世。关于那个孩子，我们查到了县医院当年的住院记录——确实有一个姓陈的四岁男孩因部外伤院，但是，沈总，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出。”

沈知微握着手机的手猛地收紧：“说。”

“县医院的记录显示，那个孩子在住院一周后出院了。出院记录上写的是‘伤稳定，家属要求出院’。我们没有查到任何死亡证明或者死亡记录。”

沈知微的呼吸在瞬间停滞了。

“村里的说法也有出。”调查员继续说道，“我们走访了几个当年的老村民，有说孩子死了，有说不确定，还有含糊其辞不愿意多说。我们没有找到任何村里办丧事的可靠证据——没有坟地记录，没有花销凭证，也没有能说清楚到底是什么时候办的、埋在了哪里。”

“那孩子现在在哪里？”沈知微的声音已经完全变了调